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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胜利股份”案析“投票委托劝诱制度”文/陈全许继红5月末，胜利股份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沸沸扬扬的股权之争终以通百惠目的不偿而落下帷幕。在这场争斗中，通百惠采取的“委托书收购”的策略更成了关注的焦点，而“委托书收购”的核心内容是“投票委托劝诱制度”。简析“投票委托劝诱制度”“投票委托劝诱制度”（THEPROXYSOLICITATIONSSYSTEM），是指在享有投票权股东无法或不愿出席股东会，亦未选任适当的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时，公司的现任管理层（董事会）或公司的其他股东将记载必要事项的空白委托书交付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第三人代理行使表决权。一般的代理投票是由股东主动任命代理人为自己的利益或依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使表决权，而投票委托劝诱制度则是公司的现任董事或管理层主动向股东要求担任其投票代理人，且董事候选人又通常是董事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是代理人主动劝说本人（股东）要求代理投票，而代理事项又是投票代理人自己继续连任董事。投票委托劝诱的另一种形式是，公司的其他股东要求更换现任董事班子，而劝说公司股东任命他（们）为投票代理人并对他推荐的董事候选人投赞成票。在“胜利股份”案中，通百惠采取的行动即属于这后一种情况。如果在选任董事或管理层问题上，公司的现任董事、管理层与公司其他股东同时向股东发出投票委托劝诱，则被称为“投票委托争夺战”（PROXYCONTESTS或PROXYFIGHTING）。当然，“胜利股份”案中通百惠的对手山东胜邦因与其他股东间有一定关联关系的原因，并未采取与通百惠争夺投票委托的策略。而所谓“委托书收购”实际是指公司的某一股东通过投票委托劝诱，大量征集股东的委托书，从而取得优势的表决权，在股东大会上通过改组董事会等决议的方式，达到收购目标公司的目的。由此可见，这一过程的重点和核心是投票委托劝诱制度，“委托书收购”则是投票委托劝诱实施后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只要成功地进行了投票委托劝诱，“委托书收购”是水到渠成的事。随着现代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而股权则会越来越分散，每一单个中小股东均无法通过行使股东权力而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和高层决策起到有意义的影响作用，而且股东群体的流动性很大，彼此之间又缺乏交流，因此要求单个股东能积极地为全体股东争取利益是不现实的，也是得不偿失的。为适应现代高效率高速度的商业社会，公司的经营决策重心早已从股东大会转移到董事会。从原则上讲，股东大会的权利只剩下：（1）选举和罢免董事；（2）批准或拒绝批准非经股东会认可则无效的公司业务；（3）通过或修改公司章程；（4）批准或拒绝批准那些不属于公司常规业务的重大事项如公司兼并、解散或重大资产的处置等。可见，股东大会与公司正常经营最密切相关，也是最能发挥股东影响力的一项职能即是选举和罢免董事。如前所述，在股权高度分散化的情形下，单个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持股量与公司总股本相比（也就是他的影响力大小）实在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要么投票支持管理层，要么卖掉股票”所谓“华尔街规则”（WALLSTREETRULE）。股东大会是股东作为公司最终所有者唯一行使权力的地方，而股东却只能表现出冷漠和懈怠解决这一问题途径有二：（1）降低参加股东会的法定人数/股数，英国即是这样；（2）采用投票委托劝诱制度，美国普遍采用这一制度。在“胜利股份”案中，正是由于该公司流通股大于非流通股，而没有一个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此为通百惠发动“委托书收购”的触发点。对于要更换股权高度分散化的公司的现有董事，除了投票委托劝诱制度外，还可采用派生诉讼和公开收购的办法。对董事进行诉讼，只能针对董事的违法犯错行为，而对董事不称职、无能等却无法采取此道。而公开收购，则存在动用资金大，耗时长，法律限制多等问题。惟有投票委托劝诱制度，动用资金少，手续较简单，虽然也有缺陷，仍不失为公司权力架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环节。基于此，十九世纪末以来，“投票委托劝诱大战”在美国证券市场经久不息，在台湾证券市场也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投票委托劝诱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因为它提高了广大股东参与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