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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失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按语：苏东经济转轨已经历时十年。然而，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后不但没有迅速步入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GDP增长水平急剧下降，宏观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贫困增加。对此，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实践表明，经济转轨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包括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重构，它涉及机构基础设施、法律体系、金融系统、破产机制和竞争政策、社会资本的保护和创造。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和工业投资的匮乏表明，简单的私有化将导致资产流失，而不能创造财富。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成功表明，在竞争和私有化之间，竞争更为重要。扭曲的私有化只能导致垄断竞争、恶性竞争，使少数人暴富，而公平竞争则增进效率，使广大消费者受益。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竞争为主并伴随着非国有化进程，通过开放市场引入市场机制，成功地维持了高经济增长，并有效促进了社会发展。同西方经济学家对苏东转轨提出的所谓“理想模式”相比，中国的“有瑕疵的”和“不够完美”的渐进化改革更务实，也更成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东欧转轨十年后的今天，对经济转轨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估，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也对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标准的西方建议”的简单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此文是斯蒂格利茨继《转轨十年：改革向何处去》一文之后，于199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所做的演讲。本文对经济转轨的一些经验教训——主要是公司治理及相关问题作了更详细的阐释。狭义的公司治理问题是指采取一定的公司组织形式及监督管理机制，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激励，促使其采取能够增进所有者利益的行为。斯蒂格利茨拓展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该理论认为广义上的公司“所有者”除了所有者和管理者外，还应该考虑利益相关集团，包括工人、银行和地方政府。简单化地将国有资产出售或转让而不考虑相关利益者权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银行呆帐，进而损害储户利益，政府的税收也受到损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市场转轨成功的关键。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理论所指的公司治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治理问题，它涉及到了企业外部环境，包括法律体系，金融系统和竞争性市场等，也包括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实施有效的企业监管，遏制国有资产流失，促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如何解决好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提高企业效益等重大问题，读读这篇文章，借鉴一下俄罗斯十年转轨的教训，将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一、简介二十世纪主要有两个重大经济事件，一个是从1917年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试验，最终以十年前苏维埃王国的崩溃而告终；另一个是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一个试验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即中央计划不能代替市场，即使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也无法替代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激励机制即促进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符合消费者需求、创新的激励机制。但从第二个试验中汲取的教训却非常模糊不清，而我今天的发言就是主要针对于此。首先，事实所反映的情况是自相矛盾的。图一对转轨国家经济转轨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与过去的十年加以比较。（除了一个例外，这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比转轨前经济增长更差劲了）。实际上，大多数这些国家还没有能够达到1989年的GDP水平，也就说从平1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这一结果被其它生活富裕水平指标（indicatorsofwellbeing），比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所证实。图3所示的是转轨前后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情况。同样，结果并不乐观。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即使在全世界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两年的情况下，其平均水平仍有所下降。但是，有关贫困的统计数据更加令人担忧。在我们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按人均每天4美元的标准计算，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图4显示了生活水平受影响最严重的几个国家的这些变化...